正确义利观是我国外交政策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面旗帜。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此后他在多个外交场合和国内重要会议上多次提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与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再次确定了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理念基石。而中国周边国家中除了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之外，均是发展中国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做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作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提出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同年1 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就任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时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随着对周边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明确提出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2013年10月在广受瞩目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正确义利观的指引。正确义利观指导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处理好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是正确义利观的来源问题，即正确义利观为什么好的问题；二是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意义，即正确义利观为什么有用的问题。

　　正确义利观的来源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建立在丰富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之上。其中，正确义利观的思想基础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义利观，而实践基础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实践经验总结。

　　（一）马克思主义利益观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义利观的相关内容，但是有一系列契合义利观的思想，最主要体现在其利益观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资本家为了利润，如何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划分，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与无产者联系起来，从而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利益观，这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来源。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有了新的表达。

　　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当前，西方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发展仍然很不平衡，南北差异较大，尤其是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基础上，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这既是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着均衡正义方向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担当。可以说，正确义利观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当代体现。

　　（二）中国传统文化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义利观思想。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三次义利之辨，即春秋战国时期、宋明时期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义利之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孔子认为的“利”是“私利”， 因此他主张君子之行要去“私利”，并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孟子的“舍生而取义”，到荀子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儒家思想中的“义”“利”愈加成熟，并将“义”与“利”的对立关系逐渐极端化。墨子以“尚利贵义”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但墨子所说的“利”实质上是“公利”而非“私利”， 因此墨子说“义，利也”；法家主张“贵利轻义”，商鞅对此解释道，“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法家实际上是抑制贫民之“利”，而维护统治阶级之“利”；道家则提出了“义利两忘”。

　　两汉时期， 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 其有关义利观的思想也被后代儒家思想家继承， 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 重义轻利” 的思想，也奠定了此后义利之辨的基础。宋明时期主要围绕“理”“欲”之辨展开，周敦颐等人主张将重义轻利传统与理学结合起来，论证“存天理， 灭人欲” ； 而王安石等人则提出了“义利并重说”，将重“义”与重“利”结合。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涌入，尤其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形成了严重的冲击。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主张借鉴西方的思想，改革中国的义利观。

　　由上可见，义利观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议题， 也是儒家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正确义利观在传统义利观基础上，剔除了其中不合理的成分，比如阶级观等，将时代性置于正确义利观中，尤其是把现代国际关系的理念与原则引入其中。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实践经验

　　正确义利观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外交实践经验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时，就坚持先义后利。周恩来总理在1963—1964年访问亚非国家时，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的争霸，中国坚定支持“不结盟运动”，反对霸权主义和外来干涉。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义利观，也是义利观理念指导下开展对外援助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雏形。

　　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的义利观思想，但是面对新形势又有所创新，邓小平更注重“重利贵义”，这个“利”实际上是国家利益。邓小平认为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因素，在国际交往中更重视国家利益。但对于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邓小平高度重视，多次重申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认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开展对外工作的立足点，是中国的天然盟友。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外交目标有三个，“一是反对霸权主义； 二是维护世界和平，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江泽民和胡锦涛担任领导人时期，进一步发扬了义利观思想。中国通过低息和无息贷款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 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为稳定亚洲金融市场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虽然还未对义利观进行系统论述，但已经为正确义利观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

　　正确义利观指导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意义

　　正确义利观指导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可以解决中国“走出去”后被误解和污名化的问题与破解美国对华战略打压，而且体现在它统合了经济与安全等领域的关系，整合了周边外交与发展中国家外交。

　　（ 一） 从“ 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从“ 站起来” 到“ 富起来”，我国在对外合作上体现为“请进来”以及“与国际接轨”。比如为了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全国人大着手修改140多件、废止570 多件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违背或违反中国承诺的法律法规。2012年11月底，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我坚信，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吹响了新时代中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入新时代，中国“强起来”的过程也是“走出去” 的过程。

　　以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 年为例，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31.5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7.23万亿元，进口14.31万亿元。而2019年美国的外贸总额为4.14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1.64万亿美元，进口为2.5万亿美元，中国进出口总额已经远超美国。从投资来看， 2019年中国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达1369.1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2266.5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已经与世界形成了同此凉热的紧密相互依赖。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及在世界的大流行，越来越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但随着中国“走出去”，中国的一些行为经常被负面解读，并冠以“中国中心论”“中国威胁论”“地缘政治论”“新殖民主义”“投资陷阱论”“疫苗外交”等论调， 这严重污名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有关问题，将严重制约中国的国际合作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正确义利观”本质上是为了解决伴随中国“强起来”和“走出去”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关新问题，旨在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强起来”与“走出去”影响最直接与感知最明显的是周边国家，在此背景下，通过强调“义”，凸显我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善意，有助于降低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误解与不安，有利于中国构建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良好政经关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破解美国对华战略打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愈加重视周边外交。2013年10月，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国周边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明确界定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将中国称为“ 最严峻的竞争者”，继续对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在地缘政治领域广泛布局中国周边，在政治层面提升以美日印澳四国安全机制为核心的“印太战略”，重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组建的“五眼联盟”，和澳大利亚、英国组成安全联盟并承诺帮助澳发展核潜艇等，在经济层面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拜登政府旨在以身份政治与民主价值观为借口，动员盟友与伙伴，依托其建立的各种组织， 最大化遏制中国力量的增长， 对华打压越来越集中于中国周边地区。基辛格曾指出，“自从‘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阻止其结成一个不友好的集团。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通过正确义利观推动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能够减弱美国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破坏，减弱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压力。

　　（三）从经贸关系到国家间整体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周边国家自然就成为中国的重点合作对象，这一阶段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也更多地涉及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侧重经贸关系未必一定能提升国家间的总体关系。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尽管中国是绝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近年来也出现了某些国家对华好感度下降的现象。对华“近而不亲”有悖于中国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也有悖于中国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正确义利观在强调“ 利” 的同时， 还特别强调“义”，为中国在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时超越单纯经贸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就是说， 中国在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不仅要注重经贸合作， 也应通过“义”上升到政治互信、安全共存和文化交融等层面，要把工作做到周边国家民众的心坎上，改变周边一些国家对华“近而不亲”的现象，改善中国形象，从而改善国家之间的总体关系。

　　（四）整合发展中国家外交与周边外交

　　正确义利观自提出以来， 主要指导的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而中国周边国家中， 除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其他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实践正确义利观就具有了特殊意义，既意味着实践周边外交，也意味着实践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外交，并将这两者从实践意义上统一起来。实际上，在正确义利观的既有研究中， 仍然更加重视正确义利观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 将其运用于周边外交的相关研究较少。如果正确义利观在指导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取得成功，那么对于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就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而也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利益观的超越

　　西方传统国际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以“利益” 为出发点，最广为人知的格言就是“ 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西方的“利益”指的是“私利”，也即“以利为先”，甚至是“唯利是图”，在发展与他国关系时更多考虑本国利益，甚至只考虑本国利益。典型的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执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动辄向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加征关税，在其看来， 任何政策只要阻碍美国“赚钱”“获利”，就会被划为他们口中的“贸易壁垒” 进行惩罚。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过程中，所秉持的“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实际上强调了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的密切联系，国家之间没有纯之又纯的利益关系，这是对西方传统国际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利益观的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政治上追求国际正义，经济上追求共同发展，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追求，即推动实现中国国家利益与周边国家利益相结合。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正确义利观作为一种理念的提出，说到底是要指导中国的国际合作，缓释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 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实现合作共赢。

　　相对于西方大国在对外关系上唯利是图、以邻为壑、以大欺小，践行正确义利观需要坚持和平发展、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原则，当前在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合作中坚持这些原则更有紧迫意义。受疫情影响， 周边国家普遍将恢复经济发展视为当务之急， 中国在这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要通过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等加快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